对比世界史和中国史，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也非常有趣儿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历史上哲学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社会发展史书籍汗牛充栋，断代史、通史非常齐备、也非常完备，可就是没有一本完备的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发展史。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中国才有了一本全面的、系统的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书籍。李约瑟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该问题被后来称为“李约瑟之问”，也叫“李约瑟难题”。至今，我们中国人也没对这个问题做出很好的回答。
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堪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中，共计用七卷篇幅，运用全球科学史观，分别全面介绍了我国有史以来的地理和历史情况、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工程技术、化学化工、生物学农业医药以及这些学科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李约瑟博士由衷地咱谈到：“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曾经垄断过对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它东方国家、也确实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
很显然，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史的过程中。李约瑟博士对中国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是非常惊讶也非常赞叹的，但是对中国如此巨大的科学成就却没有催生诞生伟大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他也是充满迷惑疑问和遗憾的，所以这才有了他不可思议的“李约瑟之问”和“李约瑟难题”的出现。
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可以肯定地回答：是有的。只不过中国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是从属于中国的哲学思想哲学思维、且没有从哲学思想哲学思维中独立出来深入发展罢了。
仔细研究我国古代发展史，不难发现，我们的先人是非常具有创造发明精神的，从伏羲一画开天文明肇始，到燧人氏钻燧取火有巢氏构梁架屋，再到神农氏发明农业中药、黄帝时代嫘祖发明衣裳垂衣裳天下治，东夷蚩尤部落发明冶炼兵工造船技术，鲧禹治水以及后世灵渠大运河开凿、都江堰举世闻名的建造艺术、桥梁设计艺术，从虞舜测量地中到《甘石星经》、唐宋潮汐表编制、张衡发明浑天仪、郭守敬《授时历》天文历法研究；
从鲁班墨子马钧杜诗的机械制造技术到热力火箭技术，再到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四大发明，数学方面更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算经》《数学九章》以及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精准计算，医学上《黄帝内经》、华佗对麻醉技术运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李时珍《本草纲目》医药巨著等，都说明我国在科技发明创造方面，并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既然我们的先人能取得如此辉煌的科技成就，肯定也会有科技总结，事实证明我们的故人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努力。比如最近读到吾淳教授编著的《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就提到中国古代哲学上“道—意—言”构成三个世界理论的认知观点，认为：道家的“道”是客观本真的世界称为“第一世界”，“意”是人类对“道”的认识称为“第二世界”，“言”是对这种认识和“意”领悟的表述称为“第三世界”。“道—意—言”三个世界，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整个过程，通过观察、分类、归纳、推理等各种方法，从而形成了了解和认识自然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我国古代的科学家们还不断突破中国哲学“言不尽意，意不尽道”的玄秘意境，发展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科学方法论模式，提炼并总结出了一套科学方法，典型的比如：《周易》提出了“倚数—极数—逆数”数理哲学思想体系，“倚数”就是倚靠数学方法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极数”就是穷极数的变化规律，“逆数”则是运用数术去预知未来、预测吉凶发展趋势。南北朝时期《孙子算经序》：“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万物之祖宗。”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说：“数与道非二本。”这里“算、数、道”都是对数学本质意义上的哲学数理界定。
《周易》的取象运数，庄子的技进于道，孟子的苟求其故，《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吕氏春秋》的耕之大方，《九章算术》的由问而术，张仲景的见病知源，孙思邈的博学精思，沈括的验迹原理，徐光启的责实求精，宋应星的穷究试验等科学方法，同样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科学家勤于观察、善于推类、精于运数、明于求道、重于应用、长于辩证的科学思维特点，从中也可以鲜明地发现，我国古代科学家基本上也普遍遵循了“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的科学发现方法，可惜的是他们也仅仅是止步于“科学发现方法”的研究，没有更深一步地进入到“科学求证”的思维研究，“有科学技术无科学思想”，技术就走不远，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科学科技发展的一大遗憾。
根据资料统计，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一蹶不振，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那么，17世纪中叶之前我们有如此辉煌的科技成就，为什么就没有诞生系统全面深入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呢？17世纪中叶以后江河日下原因又是何在？这确实是个“千古之问”，也是一个“千古难题”！造成中国“有科学技术无科学思想”的原因，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说难也难，说不难其实只要从我国的发展历史中去寻找答案，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首先，从中国人的认知上看，我国自古以来获得认知的途径就是“上天垂象-圣人取象-圣人则象”，重视的是“垂象-则象”两端，关注的是“观”与“用”，过于注重了功利和实用。过于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使得我们的先人缺少的是对“上天垂象”的追索和深探：上天为什么会垂象？为什么会垂这个象？不同时间地点“垂的象”有何不同？这其间有何不同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关注到了“人”与“物”的关系，也懂得“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但是缺少了“人”对“物”和“物理”的深究，我们的哲学思想就此停在了“经验阶段”，却没有向“科学求证”阶段进军，而这个阶段恰恰就是诞生“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的“触点”，好遗憾我们无意中把它给忽略了。
其次我国社会分工对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性人才重视不够，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匠人”地位不高。从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将社会分成“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位，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虽然历代都重农，重视的历来是农业而不是农民，关注的焦点还是对“农”的“取用”，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却给与的关注关照过少，因此几千年来农业也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工”虽然排在了第三位，但是对各种科技发明创新却一直当做“奇巧淫技”，对当时从事科技发明创造的主体手工业者只做“匠人”来看待，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推动社会发展的科技力量来看待，“匠人”的地位也一直不高；至于“商人”，则认为他们只知道“贩买贩卖”，不能产生实际社会财富，有时候还会和农业生产争抢劳动力，所以一直以来坚持的政策也就是“重农抑商”，商人地位更是不高。
第三是我国古代对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重视不够。我国的科学思想、科学思维和科学技术也曾在春秋战国时出现过短暂辉煌，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就堙灭在历史的星河中了。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灿烂时代，也是世界文明史上辉煌的“轴星时代”，东西方都同时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由于文化分工的不同，我们东方龙国在黄河岸边思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在爱琴海边思考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南亚的印度人在恒河岸边思考的是“人与内心”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东方龙国出现了一个“巨子”，他就是墨子，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子是宋国人，也有人说是鲁国人，墨子出身手工业者，典型的平民阶层，他和同时期的鲁班一样，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两个人都非常擅长机械制造，鲁班被称为木匠的“祖师爷”，擅长制造攻城设备，墨子重视防守，擅长制造守城设备。二人在宋国还曾有过一番“攻守较量”，鲁班论攻城，墨子讲墨守，结果墨子以天衣无缝的防守理论战胜了鲁班的进攻理论，可见两个人都是绝世仅有的机械制造技术专家。鲁班著有《鲁班书》，墨子弟子著有《墨子·墨守篇》。他们两个的机械制造思想和理论，其中都闪耀着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的光辉。可惜的是墨家思想在当时和墨子之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随后就沉寂了。
第四是儒家思想和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儒家奉行的是积极入世思想，主张“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主张弟子们“学而优则仕”，和王权皇权与国家治理管理天生具有互为利用的结和性，故而儒家备受历代重视，特别是汉武帝时出于建立“大一统”国家考虑，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让墨家彻底边缘化而且基本也失去了国家社会支持。另外墨家的“非功非乐兼爱”思想，和国家统治治理，也存在矛盾，这也是墨家失去国家支持的原因。还有就是墨子之后，墨家不像儒家那样文化传承做的好，墨子去世后，墨家分为四派，也进一步削弱了墨家的社会影响力。
综上分析，我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领先世界，这是我们先民重视“垂象取象则象”、重视功利实用主义的结果，也和“士农工商”分类以及儒家思想和大一统思想有关，当然也和墨家主张与社会上下层之间缺乏融合度有关，尽管墨家也曾显赫一时，但毕竟昙花一现，没来及孕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这是中华民族的遗憾，也是历史的失误。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正在加紧补“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这一课，我们国家现在对科技的发展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相信不久的将来，等我们充分补上这一课，我们的国家必将恢复昔日科技大国的荣光，为中国、为世界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