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既是一个理论命题，又是一个实践命题。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解决了科学精神“要不要”的首要问题，百年后，新时代需要解决科学精神“够不够”的关键问题，科学精神的缺失困境，是摆在我们面前既具体又明确的现实问题。做好科学精神的弘扬工作，成为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对此，需要我们在传承基因、重塑模式和激发活力上下大功夫、下深功夫、下实功夫。
在传承基因上下“大功夫”，彰显科学精神的“本土性”。新时代，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决不意味着要偏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把科学精神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科学精神焕发本土之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现代之光的必由之路。新时代彰显科学精神的“本土性”，首要的是回答好科学精神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何以可能的关键性问题。
首先，二者结合的前提基于彼此契合。诞生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产生的地域不同，但二者绝非彼此孤立。相反，彼此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两者具有相似性和相通性。具体而言，其一，具有高度契合的求真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著名思想家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有神农氏“尝百草，定药性”，有唐代高僧玄奘“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求真精神一直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中。同样，在西方，有哥白尼敢于向教会权威挑战，有布鲁诺坚持真理付出了生命，有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测星空等，表现了西方对理论之真、科学之真、规律之真的强烈追求；其二，具有高度契合的质疑精神。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宋代学者张载曾说：“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中国古代学者大力倡导和鼓励质疑、释疑。在西方，牛顿质疑开普勒定律，发现万有引力；伽利略质疑落体运动规律，提出相对性原理；爱因斯坦质疑经典无力，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质疑成为西方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其三，具有高度契合的创新精神。汉代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三国时刘徽发明的割圆术，明朝朱载境发明的十二平均律等，都反映了中国古人敢于创新的精神和高超的创新能力。在西方，瓦特发明了近代蒸汽机，贝尔发明了第一部电话等，创新精神成为西方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求真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等成为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共同的精神传统和精神底蕴。
其次，二者结合的结果在于彼此成就。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反过来，科学精神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具体而言：其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丰富和重构科学精神。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必须要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衔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且独特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道德理念等，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可以赋予科学精神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多的“中国气派”，为改造和重塑科学精神，克服“水土不服”，实现其本土化发展拓展空间、提供滋养。其二，科学精神可以激活和塑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要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挥最大功效和持久力量，需要坚持其自身开放包容的特性，不断注入新的、积极的文化观念，科学精神便是最具积极意义的文化价值体系。深入推进科学精神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能最大化发挥科学精神塑造中华新的文化共同体的重要作用，重建符合新时代发展的新内容。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长度”，不容轻视。科学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自觉将科学精神植根于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促进科学精神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才能根深叶茂，这既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文化创新的体现，更是文化主体性的展现。
在重塑模式上下“深功夫”，突显科学精神的“建制性”。“科学精神”的弘扬需要完善的制度化管理模式作为保障。科研管理模式作为科学精神的物化实体和重要载体，是科技工作者共同的价值立场，是科学管理者设计出的一整套具体的管理理念、管理内容、管理工具、管理程序、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论体系并将其反复运用到科研活动之中，是科学机构中科研人员和组织在科研运行过程中自觉遵守的管理规则。一定的科研管理模式决定了科研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表现，与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工作、科研态度息息相关。科学有效的科研管理模式能够引导科技工作者的活动在理性的轨道上持久运行，保护、约束和调节科技工作者的具体活动行为。
构建合理的学术自治模式。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缺少学术自治的约束力和强制性，科研活动容易脱离既定轨道，科学精神就容易受到弱化。构建合理的学术自治模式是引导科研活动遵循科学精神的必要前提。具体需要做到：一是，坚持学术去行政化。以行政评价替代学术评价，以行政指标取代学术标准，是败坏学术风气的重要推手，容易挫伤科技工作者坚持和弘扬科学精神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推行学术去行政化，坚持学术自治，根治科学研究功利化倾向，能为科学精神的弘扬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坚持学术违规“零容忍”原则。要严格落实科研管理制度，严查科研违规行为，畅通科研失范行为举报渠道，全面落实科研管理的主体责任，明确责任清单，严厉追责问责，形成强大的科研管理合力，进而净化学术风气，捍卫学术道德。三是，坚持完善科技工作者培养模式。将科学精神纳入科技人才培养体系，落实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四合一”的培养标准，克服重理论轻精神的观念，提升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素质。
建立有效的学术自由模式。科学精神不仅是理性的精神，也是自由的精神，决定了科技工作者必然具有独立自由的特质。积极倡导学术自治不会抹杀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辩证统一的。当下，建立有效的学术自由模式，是中国科学精神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石，能够为科技工作者开展科学研究、弘扬科学精神提供空间和条件保障。具体需要做到：一是，倡导自由的学术思想。自由的学术思想是践行和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内驱，也是取得突破性学术创造成果的先决条件。只有尊重科技工作者自由思考、自由表达和自由创新的权利，他们才能突破旧有思想的枷锁束缚，敢于批判、敢于超越。二是，营造自由的学术环境。自由的学术环境可以使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避免科研活动遭受各种行政力、经济力的干扰，使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精神从限制性体制中解放出来。
总之，探究科学精神须从科学精神的建制模式入手，通过将科学精神制度化的运行，让抽象的精神具体化，使弘扬科学精神成为科技工作者的“共鸣”，让科学精神这一人类文明崇高的精神财富通过科技工作者的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进一步转化为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强大物质力量。
在激发活力上下“实功夫”，凸显科学精神的“能动性”。科学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不仅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能动性，是塑造和引领时代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柱。从世界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无不镌刻着弘扬科学精神的印记，依靠科学精神的力量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向性宗旨。当前，我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此，需要我们积极将弘扬科学精神放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让科学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让科学精神助力科技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科技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撑，缺乏这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学精神作为科学技术的灵魂，贯穿于科技现代化的全过程，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地位。回头看，历史上每一次科技现代化的发展都伴随着科学精神的巨大弘扬。往前看，当下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弘扬科学精神与实现科技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激励科技工作者在科学实践中积极弘扬科学精神，推动中国科技现代化进程稳步向前。
让科学精神助推人的现代化。从根本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最为根本的是人在精神领域的现代化。科学精神作为理性精神，与人的现代化紧密契合，尊崇和弘扬科学精神能够激发人的主体性、自由意识和创造思想，实现对“物化的人”“单向度的人”“僵化的人”的极大消解，完成对现代人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的复归。
黄梅：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华平：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助教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