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德尚玉 见习记者雷椰 巴库、北京报道
11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开幕。
本次大会的愿景是增强雄心并促进行动，将对全球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作出相应的安排。
各缔约方代表将围绕一系列关键议题进行谈判，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是重点议题之一。12日，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在巴库正式开幕，该峰会是COP29的部长级会议。在该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参加COP29的世界领导人打破气候融资壁垒，通过达成新的融资目标，显著增加优惠性公共融资，明确公共财政将如何调动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数万亿美元。
发达国家如何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将直接关系到《巴黎协定》所提出的温控目标能否实现。
在本次大会上，各方将制定全球2025年后的气候资金目标及相关安排，以取代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目标。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是气候资金等实施手段的支持，这也是实现气候雄心、维系多边互信的基础。
“2024年几乎肯定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古特雷斯指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气候灾难。
古特雷斯呼吁参加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世界领导人打破气候融资壁垒，通过达成新的融资目标，显著增加优惠性公共融资；明确表明公共财政将如何调动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数万亿美元；利用创新资金来源；制定更具可及性、透明性和问责制的框架；增强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能力，以支持更大规模、更具雄心的项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在领导人峰会上警告，气候危机正迅速成为一个经济杀手。他指出，气候变化影响正在侵蚀许多国家高达5%的国内生产总值，这突显出气候危机是一场生活成本危机，因为气候引发的灾难正不断推高家庭和企业的成本。他说，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气候融资是全球通胀的保险。不断上涨的气候成本，应成为全社会的头号公敌。
斯蒂尔强调，更大胆的气候行动可以推动全球各地的经济机会和繁荣，廉价、清洁的能源将成为许多经济体的基石。这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增长、更少的窒息型污染城市、更健康的公民以及更强大的企业。斯蒂尔说，数十亿人根本承受不起他们的政府在没有全球气候融资目标的情况下离开此次气候大会。
斯蒂尔向各国领导人明确表示，期待在巴库取得一系列强有力的成果。他说，希望谈判代表直接找到共同点，汇聚各方立场。
一年前举行的COP28建立了损失和损害基金(L&DF)用于帮助受气候灾害的国家重建和发展，但该基金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悬而未决。去年COP28的谈判结果引发广泛争议，为今年的大会留下了亟待解决的资金难题。
“今年大会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达成如何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的协议，这个协议的达成应该也是检验气候变化大会是否圆满成功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发挥好他们的带头作用，率先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承诺。”在COP29大会上，中国代表团顾问、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
“发达国家2025年以前要切实兑现已经承诺的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捐资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目标，实现适应资金支持翻倍，2025年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在生态环境部11月6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应显阐述了中方关于COP29的相关立场和主张。
夏应显表示，COP29是气候资金谈判的关键节点，应以达成有力度的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为重点成果，同时推动落实技术、能力建设领域支持。中方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及各自能力等原则的重要性，COP29不应引入或实施有悖于《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有关原则的融资机制或工具，特别是不应引入债务相关讨论。
“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目标涉及的出资方、资金来源、资金规模等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夏应显表示，各方将于COP29大会上完成制定全球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及相关安排。中方主张，一是坚持《巴黎协定》的原则、规定和授权，确保不重新谈判或改写《巴黎协定》相关规定。发达国家应履行出资义务并继续带头调动资金，鼓励其他国家自愿参与。二是发达国家2025年以前要切实兑现已经承诺的相关资金支持目标。三是资金来源明确必须以发达国家公共资金为主，通过公共资金向国际社会传递积极稳定的政策信号，进一步撬动和扩大多边开发银行融资和私营部门的投资。
“目标重要，但是效率同样重要。”在COP29大会现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首席发展总监张建宇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
COP29力图在“新集体量化目标”上确立更具实效的全球资金支持体系。气候政策倡议组织数据显示，北美、西欧和东亚吸收了75%的气候资金，而受气候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南方国家却少有支持。多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业内人士认为，COP29需要致力于重新平衡资金流向，确保资源优先支持最脆弱的国家。
地区分配失衡问题是气候融资的重要问题。“在分配公共资金方面，通常西方国家会倾向于支持友好国家。”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许多南方国家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对能源转型有迫切需求，西方国家的支持力度可能不会很强，可能更需要中国的资金支持。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气候融资的核心问题在于资金是否真正用于减排。当前，需要更多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需要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真正的减排。
关于如何促进更多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林伯强认为，关键在于达成广泛共识。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各方对资金附加条件存在分歧，损失与损害基金（L&DF）项目启动后，发达国家对基金设置的附加条件往往难以被发展中国家满足，即便满足，也可能无法确保发展中国家真正获得所需资金。
“本次气候大会主题是气候融资，怎么为发展中国家筹集气候资金，实现碳中和转型和适应气候变化是重点议题。”伦敦大学学院基建可持续转型教授梁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气候资金一直是开展气候工作的基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是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下的共识。
梁希认为，发达国家有比较好的市场环境，较低融资成本，容易开展商业投资。过去几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总体财政状况在恶化，意味着商业气候资金很难选择这些地区开展投资，而赠款等形式资金量也非常有限。重新平衡需要更大规模的赠款，更高效率使用赠款，还要通过能力建设提升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项目的投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COP29开幕首日就批准了《巴黎协定》第6条第4款，正式启动了全球碳市场。“若全球碳交易市场得以活跃，将形成相对统一的碳价，通过交易促进资金在不同国家间的流动，这对气候融资也极为有利。”林伯强说道。
气候融资未来跟碳资产管理又有哪些更深入的关联？某央企碳资产公司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碳资产管理的角度谈融资问题，需要考虑两个核心产品：CCER与碳配额。目前，以这两者作为质押物进行融资可以操作，但在制度及政策层面仍面临一些障碍。例如，以往开展以碳配额为质押物的贷款服务，实质上是通过与银行签订协议来约定质押物的冻结，这更像是一种基于双方信誉的“君子协定”，没有实现实质性的质押。要实现实质性的质押，需要在中碳登（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机构）及CCER的注册登记系统中进行实质性冻结。解冻过程则需资产拥有方（如电厂）、贷款银行及碳配额或CCER的注登机构三方共同同意。如此，质押才能真正生效，风险亦能相应降低。此外，CCER的质押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首要未来该项目是否能成功签发CCER存在不确定性。其次，若碳配额或CCER的供应量大幅增加，可能导致质押物的估值发生波动。质押初期设定的估值与未来可能的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异，将构成重要风险，而上述提到的风险往往是由银行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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