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黄国荣
人之初，天性之外是一张白纸，靠自小阅读与实践点滴积累。
我们镇上有个黄公祠茶馆，茶馆又是书场，说书与说唱艺人按期轮番表演。我们中心小学离黄公祠仅一百米左右，四年级时，我放学后通常是去茶馆找公公（爷爷），公公会挤出一块凳头让我坐，给我倒一盅茶。《岳飞》《杨家将》《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白蛇传》，听得我着迷。
在茶馆听书，只能听到一些片段，前后衔接不上，吊我胃口。回家问公公，公公不擅长讲故事，满足不了我的渴求。怎么办？我发现了街上的书摊。
书摊的摊主用两条长凳架起一块门板，门板上摆满了书，主要是连环画，两分钱看一本。那时候的两分钱对我来说不算少，可以买一根又香又脆的油条，但我宁愿放弃油条看一本连环画。看书的钱有的跟公公要，有的是自己捡废铜烂铁和蛇蜕到供销社、药店卖，只要有机会，我就不会让它错过。我总会坐到小书摊前的小凳上，交两分钱，看一本连环画，哪怕到县城去看姐姐，也是先找书摊看完一本连环画再去农机厂找姐姐。《岳飞》《杨家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连环画本有四五十本，我越看越放不下，直到把它们看完。
上初中，连环画已难满足我的胃口，开始读小说。读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小城春秋》，学校图书馆和镇上文化站都可以借到书。我当兵时，正值没书看的年代，1970年我到师政治部工作，没书看，我就和宣传科的同事手抄《唐诗》《宋词》《宋诗》充实生活。我抄的书现在只保存下一本《宋诗一百首》。《唐诗一百首》和《宋词一百首》让人借来借去弄丢了。后来想到油印，秘书科的秘书是刻钢板的好手，他负责刻钢板，我在文化科掌管一点经费，负责买蜡纸和油印机，大家分头找资料弄纸。印的第一本是《红楼梦研究资料》，主要是《红楼梦》的诗词注释，再是史料，是从多家师专、《解放军报通讯》和红学家的研究成果中摘选的。第二本是《历代散文精选》，第三本是《四书五经》。
有一段阅读记忆让我终生难忘。
那时师招待所有会议，我带着宣传队转移到黄县住34团招待所。黄县一中图书馆管理员是34团机关一位干部的爱人，团政治处干事跟她很熟，我想通过他借点书看。那位老师说若借她违规，只能“偷”。君子协议，约定时间，她把图书馆第二个窗户的插销拔开，让我们从窗户进去“偷”书，一人一次只准“偷”一本，一周后再从窗户进去，还回“偷”的书，再“偷”另一本。就这样，我“偷”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等世界文学名著。书是“偷”的，读也只能“偷读”。尽管我用纸包了封面，还是被战士发现，工作总结时，战士提意见说我看黄色小说，我受到了领导的批评。
改革开放后，我沾了在文化科的光。那时新书基本是内部供应，我们文化科在县新华书店立了户头，我负责联系。《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大卫·科波菲尔》《包法利夫人》等世界文学名著分配一部我买一部。书店来电话说给我们科一套《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的指标，我如获至宝，买回来就如饥似渴读起来，连读两遍，加上两遍《红楼梦》。
到中年，自己有了一屋子书，却没有时间读。没有时间也得挤，有一个时期，我每天读书超不过40分钟，是清晨上卫生间的时间，非常不雅，但收获是同样的。就是这个时间我研读了《老子》《论语》《孟子》等国学经典，写了《道无道 花非花：〈老子〉中的妙谛人生》一书（重庆出版社出版）。有家杂志采访我，我起的题目是《为阅读而写作 为写作而阅读》，这是真实感受，没这些阅读，我写不出二十几部800余万字的作品，也胜任不了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研究生班“经典文学作品研究”的授课任务，更不可能在一个月时间里编写出这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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