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记得您好像提到自己最早的阅读是“听书”,那么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众议:我上学比较早,当时未满五岁,在这之前一直在街头和茶馆酒店门前听人说书。此外,江南夏天闷热,于是家家户户都摊一张凉席、搬几把竹椅在街头消夏,街边总有清渠。太热了,孩子们就会跳到水里凉快一会儿,顺便摸鱼捉蟹玩儿。但凡有人讲故事,就会竖着耳朵倾听,也就顾不得玩水了。听得最多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次是《北宋杨家将》和《说岳全传》,再次是《聊斋志异》和《徐文长传奇》。后者属于少儿不宜,一般情况下大人会有所避讳,尽管我等偶尔侧耳听说一二也是有的。
我开始阅读大概是在七岁那年,因为可以磕磕绊绊连猜带蒙地看书了,就开始大撒把,只要是文学作品,便逮着什么看什么。过去以为“三岁看大”“七岁见老”是一种迷信,如今却被科学证明是有道理的。就阅读习惯而言,我称之为童年的味蕾。由于读得最多的是演义类作品,从隋唐演义到明演义,其中当然还有《杨家将》和《岳飞传》《七侠五义》和《小五义》,等等。外国文学最先入目的也是《基督山伯爵》《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之类。同时苏联和国内的红色经典也一股脑儿地入目入心了。因此,义字早于儒释道进入了我们那代孩子的心志。这个义既是古来我国文化四要素之一的侠义,也包含了现代红色经典的正义凛然。
记者:在《说不尽的经典》(作家出版社)中,您对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均有精辟的剖析,而且很多作家不止一篇。您经常重读?
陈众议:能让我重读,甚至不断重读的书往往有几个特征:一是让我不忍立刻读完的。它们就像孙猴子吃人参果,是需要慢慢品尝,而且乐于慢慢品尝的,以至于生怕它们被吃相难看的猪八戒囫囵吞了。二是可以入梦的。它们会一直萦绕在我的无意识中,无论人物还是情景,非空非色,却能随时撩拨方寸神机。三是经得起理智判断的,譬如我会将不同的文艺作品或其他书籍分门别类。言情的肯定以《红楼梦》为最。言志的肯定以唐诗宋词为先。载道的如诸子、古来演义和红色经典就难分伯仲了。当然,言情和言志在很多人眼里是同一回事,但在我看来还是有区别的。我反倒觉得古来争论不休的载道和言志是可以杂糅的。
上面提到的基本都是我经常重读的作品,除了《高玉宝》《西游记》和《水浒传》,因为它们入眼即化,无须重读。
记者:能否谈谈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有什么阅读习惯吗?
陈众议:枕边书会经常更新。学者最自由,但也最辛苦,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五加二、白加黑的,也没有一篇文章、一部著作不是一次重新开始,否则会被当作自我“抄袭”哦。但总有一些是“常客”。我的“常客”中有《老子》和《庄子》,也有唐诗宋词和《红楼梦》、元曲和《本草纲目》。后者这些年有点被束之高阁,原因是网络太方便了,图文并茂,而且还可能有视频作参照。
我读书向来挑剔,因此买得多,读得进去的少。主要习惯大概有两个,一是工作需要,刚性,没什么可说的,必须读。二是真正入目入心的,就像看到心仪的人、碰到会心的事,只消翻两页就知道这书是为我写的。随着阅历的增加、年纪的增长,这样的书越来越少,有点可遇而不可求了。可能是越来越珍惜时间,觉得时间最可宝贵、不容浪费,或者是老了?觉得“学焉未能,老之已至”?可心里还有一大堆事想做。岂不既犯难又犯愁?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一向关注教育,不知您是否关注孩子们的阅读?可否在阅读方面提些建议?
陈众议:目下孩子们的阅读情况令人担忧。究其原因,一是手机剥夺了孩子们阅读的兴趣,从小沉溺于游戏的不在少数;二是课业的压力过大,我曾多年就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资本挺进基础教育、中小学校“举手投降”的结果。“双减”政策出台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正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孩子们如果不能从小养成阅读习惯,很难想象他们走上社会后还有时间和兴趣沾染书香。
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从小学开始规定阅读纲目,而且必须同语文、思政和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同课业考核结合起来,甚至同中考和高考这两大杠杆结合起来。非如此,很难改变目前的状况。
说到阅读,我不免想起两位前辈来。首先是钱锺书先生,围绕其一生的最大公案之一,便是他1949年缘何谢绝民国要员之约,坚定地留在大陆。关于这桩公案,当然也是私案,坊间曾有过许多揣测。最终杨绛先生在晚年用最简单也最温婉的方式了却这桩公私案:她说,“为了中文”。原来事情居然这么简单!其次,我的故友柏杨先生毕生致力于探究国民性,尤其是它的美与丑。他不像辜鸿铭先生那么乐观,用一个“gentle”简单概括国人的心性;但也不像钱玄同先生那么悲观,后者几乎偏激到了否定一切、横扫一切传统的地步。柏杨在鞭笞丑陋的中国人和褒奖美丽的中国人的同时,编修了《中国人史纲》,并雄辩地论证了国人何以对外平和、对内严苛的根本原因:几千年一亩三分地,乡土为本的小农经济。他甚至认为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稳定性之所在。而我曾斗胆替他的这个稳定性附加了另一个关键因素:中文。如果没有中文,我们的文化也许早就辽化、金化、蒙化、满化,甚至完全西化(或拉丁化)了。而守护中文、强健中文的最好方法无疑是文学,其中阅读与书写尤为重要。还是那句话,如果连文学名著都读不进去,那还能指望什么?好,不说文学家,看看钱学森、苏步青、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一干科学家吧,居然也都个个饱读诗书、文采飞扬!
记者:您在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师从于哪些名家,他们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陈众议:我1977年上了复旦大学,但半年后就被选拔为“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了。因此,我的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国外完成的。要说谁的影响最大,那肯定是时任校长的苏步青。他既是著名的数学家,又是诗人。而且选派留学生的动议还是他率先提出来的。
由于外语水平太差,我的洋插队比土插队还苦,尤其是开始一两年,那真个儿是两眼一抹黑,两耳成摆设。但咱曾经的口头禅是:“活都不怕,还怕那个苦吗?”(另一个版本是:“活都不怕,还怕那个死吗?”)因为成分不好,当兵报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尔后只能硬着头皮读洋文,但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成为作家,甚至是学者型作家,这可以无限伸展理想的翅膀;也可以尽情潜入别人的生活,无论古人今人、文臣武将。
为此,阅读就是蜘蛛织网的感觉:从一点开始,不断延伸,往返穿梭,这也是一般西方高等教育的取法:凡事都讲个学术史视野。这样由点及面,纵横捭阖,庶乎既见树木也见森林便成了一种阅读习惯。 据《中华读书报》